“楓橋經驗”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楓橋經驗”發展到今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鮮明的特色就是實現了自律和他律、剛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統一，要總結推廣這一成果。“楓橋經驗”的誕生和發展，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見證了我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特別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諸暨市楓橋鎮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變化，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走出了一條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道路，實現了由“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向“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的新時代“楓橋經驗”的跨越，呈現出百姓和順、鄉村和美、社會和諧的新氣象。新時代“楓橋經驗”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方案，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宣言書。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寫入《決定》，這是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相統一的成果，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標志著“楓橋經驗”從維護社會穩定的經驗上升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經驗，從地方社會治理的經驗上升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經驗，實現了從“楓橋經驗”到“楓橋理論”再到“楓橋制度”的歷史性飛躍。

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必須牢固確立以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的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立足于解決最基層最基礎最基本的社會現實問題，著眼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決定》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并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這既是對推進新時代“楓橋經驗”制度化、體系化作出的原則性、方向性規定，也是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提供的制度化、規范化依據。從“楓橋經驗”發源地楓橋鎮以及浙江的具體實踐看，完善以黨建為核心、以多元共治為主體、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為基本治理方式、以數字治理為支撐、以人文治理為基礎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這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實踐創新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制度性成果，也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形成的制度框架、工作體系和運行機制。回顧總結楓橋鎮以及浙江的做法經驗，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以下幾個方面是值得深入探索實踐和認真研究思考的問題。

一、堅持以黨建為統領，全面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持以黨建為統領，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根本保證，也是推進新時代“楓橋經驗”制度化、體系化的核心。弘揚“支部建在連上”的優良傳統，按照浙江省第十四次黨代會“一切工作到支部”的統一部署，浙江各地扎實推進基層黨組織建設，為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組織保證。“楓橋經驗”之所以在新時代得到不斷創新發展，始終保持旺盛的生機活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終堅持以黨建為統領，使基層黨組織建設與基層治理有機銜接、良性互動，通過政治領導、組織引領、能力引領、機制引領，以黨的建設貫穿基層治理、保障基層治理、引領基層治理，充分發揮黨員干部在基層治理中的先鋒模范作用，把黨組織的服務管理觸角延伸到基層一線，打通基層治理的每一個“神經末梢”，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把黨的領導落實到社會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近年來，楓橋鎮以創建“紅楓黨建”品牌為載體，打造服務型黨組織，讓每一位黨員成為一片紅葉，讓每一個黨支部成為一樹紅楓，讓楓橋黨組織成為一片紅楓林，全面提升了基層黨組織的向心力、凝聚力、號召力和戰斗力。楓橋鎮還聚焦社會組織黨建新領域，針對社會組織發展快、種類多、人員流動大等特點，在50家社會組織中建立了6個黨支部，共有黨員1121名，分類指導推進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切實加強黨對社會組織的領導，實現黨對社會組織領導的全覆蓋。同時，針對浙江作為流動人口大省，外來人口中有許多流動黨員的實際，浙江各地創造性地將互聯網、大數據技術運用到流動黨員管理之中，為流動黨員參與基層治理開辟了多種渠道，形成了“以黨建帶隊建、以隊建促共治”的良好格局。

二、創新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平臺載體，完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機制

在公共管理理論視域下，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各有其職能邊界和比較優勢，也必須建立互動合作關系才能發揮各自的功能作用并形成整體合力。《決定》明確提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有力地宣示了我們黨在認識和把握社會治理規律上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人人有責是基礎，強調社會治理是一個多元復合的系統工程，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徹底打破剛性管理中政府自上而下、自始至終的一元化管理體制和機制，才能培育生成柔性管理中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和個人剛柔并濟、縱橫交錯的多元化治理體制和機制，實現社會治理由政府獨家“包攬一切、包打天下”到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各負其責、共建共治共享的實質性轉變；人人盡責是關鍵，重在體現人民參與社會治理的主人翁意識、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只有人人盡心盡力、盡職盡責，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人人享有是目標，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使社會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公平、更直接地惠及全體人民，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在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和個人等這些多元主體中，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組織建設一直是我國社會治理領域的一大短板。創新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平臺和載體，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這是補齊社會治理短板的現實需要，也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項緊迫任務。以培育壯大社會組織為重點，加強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這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舉措，也是推進新時代“楓橋經驗”制度化、體系化的一項基礎性工程。浙江公安機關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平臺的作用，緊緊依托鄉鎮(街道)社會組織服務中心，大力創新組織發動群眾工作機制，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特別是平安類社會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致力于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自2009年湖州市公安局率先提出并實施“警務廣場”戰略，構建民意導向警務模式、打造警務共同體、推進警務民主化以來，浙江公安機關經歷了從構建警民和諧、警民合作的警務共同體，到構建黨政領導、公安主導、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平安共同體，再到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發展歷程，推動實現由警務制度到平安建設制度再到社會治理制度的轉變，社會組織建設成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一道靚麗風景。

黨的十八大以來，浙江率先將社會組織列入重大改革項目，先后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工作的實施意見》等近50個規范性文件，為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先后涌現出了“紅楓義警”“烏鎮管家”“武林大媽”“公民警校”等一大批社會組織的先進典型。2018年，浙江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提升工程”作為總結提升推廣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六大工程之一，建立健全社會組織黨建引領制度、孵化培育機制、購買服務項目、重點扶持政策和管理服務平臺，大力推進社會組織規范化建設，真正把市場的還給市場、讓社會的回歸社會，實行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真正把群眾組織起來，把群眾的主人翁意識激發出來，努力做到“大事一起干、好壞一起評、事事有人管”，實現了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局面，夯實了基層社會治理根基。目前，浙江全省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已經覆蓋435個街道2216個城市社區，其中平安類社會組織和平安志愿者隊伍3.5萬支230多萬人。在楓橋鎮，覆蓋各個階層、各類人群的社會組織就有近50個，涵蓋了治安巡邏、矛盾化解、網格化管理、社會心理服務、特殊群體幫扶等方面，會員達17000余人，平均每3人中就有1人參加了社會組織。

三、創新基層治理方式，完善黨組織領導的多元共治基層社會治理體系

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轉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賴于治理理念的轉變，也有賴于治理方式方法的深刻變革。政治明方向、自治增活力、法治強保障、德治揚正氣、智治出效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重要路徑。要不斷拓展“三治”結合的力度、廣度、深度，充分發揮“三治”結合的“乘法效應”，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破解社會治理難題，防范社會風險，優化社會生態，促進社會和諧。公安機關作為黨委的重要工作部門和政府的重要職能機構，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和有生力量，必須牢固樹立大抓基層、大抓基礎的鮮明導向，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統籌協調下，緊緊圍繞黨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真正把工作重心下移基層，做實做深做細基層基礎工作，在推動“三治”結合上發揮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近年來，浙江通過充分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小憲法”的自治作用，引導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健全完善了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通過全面推行民情懇談會、事務協調會、成效評議會等制度，大力推廣楓橋鎮探索實行的村級重大事項“三上三下”民主決策機制，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真正實現了百姓的事由百姓商量辦、大家的事讓大家一起辦、村里的事照村規民約辦、干部的事在群眾監督下辦，健全完善了基層全過程民主實現機制和協商民主制度；通過全面推廣“智安小區”“智安校園”“智安醫院”建設，總結提升社區建設、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三社聯動”工作機制，形成了社區、業委會、物業公司共建共管共治的良好格局，健全完善了社區管理和服務機制；通過推動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傾、權力下放，深入開展“楓橋式公安派出所”“楓橋式司法所”“楓橋式退役軍人服務站”等創建活動，全面推廣楓橋警務模式，不斷強化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大力推進民主法治村建設，使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為基本價值取向，健全完善了基層法治工作機制；通過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開展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推進農村文化禮堂建設，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守護精神家園，充分發揮鄉賢文化、“最美”現象、家訓家風、生活禮俗等的教化作用，健全完善了社會、學校、家庭“三位一體”的基層德治工作體系，強化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厚植了基層社會治理的道德底蘊。因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以完善黨組織領導的多元共治城鄉基層治理體系為重點，浙江全省正在逐步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

四、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為牽引，完善為民服務機制制度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本質要求。現代政府是服務型政府，服務是政府的本職、本位和本色。我們黨和政府只有真心實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人民群眾才能真心實意地信任、擁護、支持我們黨和政府，我們黨的群眾基礎才能不斷發展壯大、執政基礎才能堅如磐石。現代政府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對此，要以人民滿意為目標建立完善政府政務服務系統，以民意為導向建立完善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從而使民意收集研判、干部接訪下訪、幫扶救助困難群眾等一系列為民服務舉措常態化、機制化、制度化，在深入開展新時代為民辦實事實踐中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切實加強政府效能建設，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建設，近年來，浙江在全省范圍全面推廣“最多跑一次”改革并取得了顯著成效，成為浙江政府改革的代名詞。“最多跑一次”改革通過政府簡政放權激發市場和社會的創造創新活力，帶來了一場對政府職能、服務方式、機關效能的整體性變革，推動轉變了治理理念、重構了治理體系、提升了治理能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實質上是“八八戰略”再深化、改革開放再出發的牽引性舉措，是引領改革創新、推進治理現代化的關鍵路徑和決定性一招。浙江堅持“跑一次是底線、一次不用跑是常態、跑多次是例外”，以深化“大學習大調研大抓落實”活動為載體，全面開展“服務企業服務基層服務群眾”活動，一方面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延伸擴面，著力打通社會治理的堵點難點，積極推動“最多跑一次”改革向機關內部、公共服務、司法服務、中介服務等各個領域拓展，另一方面把“最多跑一次”改革所蘊含的理念、方法、作風運用到社會治理的各方面全過程，著力在抓基層、打基礎、建機制、固根本、利長遠、促長效上下功夫，把行之有效的做法經驗固化為制度，建立完善了為民服務的體制、機制和制度。如浙江長期堅持的征集民意制度、惠民行動制度、大走訪制度、群眾評議制度等，都是從以人民為中心出發，以需求為導向，以行動見真章，以滿意為目標，始終不懈堅持完善，一以貫之狠抓落實，讓人民群眾有實實在在獲得感的好制度；如浙江最近推出的出租房旅館式管理模式，進一步完善了流動人口管理服務機制；退役軍人全生命周期服務管理模式，進一步健全了退役軍人組織管理、工作運行和政策制度體系。如此等等，都是推進新時代“楓橋經驗”制度化、體系化的結果，也是著眼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及性而建立的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

五、推進社會治理領域“最多跑一地”改革，完善防范化解矛盾糾紛和社會風險的機制制度

“楓橋經驗”是依靠群眾就地防范化解矛盾糾紛的經驗。在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長期探索實踐中，浙江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范化解矛盾糾紛的體制、機制和制度，這些體制、機制和制度，隨同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一道寫入了《決定》，是推進新時代“楓橋經驗”制度化、體系化的重要成果和重大標志，為從社會治理領域實現由“中國之治”到“中國之制”、再由“中國之制”到“中國之治”奠定了堅實基礎，開辟了嶄新境界。

2019年以來，浙江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念運用到防范化解矛盾糾紛的社會治理領域，努力使企業和群眾有矛盾糾紛需要化解時“最多跑一地”。為此，浙江省委十四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把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努力實現矛盾糾紛化解“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確定為高水平推進省域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和任務。一是進一步整合紀委監委、政法委、信訪局、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司法行政、綜合執法等力量資源，著力打造縣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信訪超市），推動“多中心”整合為“一中心”，做優一窗受理，打通線下線上工作平臺，提升群眾初信初訪（包括網上信訪）的辦理質效和公信力，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位一體”工作體系，健全律師參與調解、媒體參與調解、信訪矛盾化解和人民調解、司法確認等制度。二是建立問題聯治、工作聯動、平安聯創的“三聯”工作機制，完善“基層治理四平臺”統籌功能，推進“全科網格”規范提升，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訪制度，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夯實了平安建設和法治建設的根基。同時，進一步完善鄉鎮（街道）綜治中心、派出所、村居三級聯調機制，探索建立處警與調解同步機制，最大限度地將矛盾糾紛調處在現場、解決在始發、吸附在當地。

新時代“楓橋經驗”更是防范化解重大社會風險的經驗。“患生于所忽，禍起于細微”，意識不到風險就是最大的風險。“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圖安，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始終堅持的一項重大原則，也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始終堅持的一項重大原則。面對風險社會的各種挑戰，浙江更加注重把握風險社會的屬性和風險產生發展的規律特點，更加注重抓早、抓小、抓苗頭，更加注重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在防范化解風險隱患中建立完善了社會風險預測預警預防機制、社會風險評估機制、社會風險管控機制、社會風險化解機制等一整套機制制度。

六、以科技信息化為支撐，大力推進數字社會建設，提升社會治理智能化、精準化水平

當今時代是互聯網時代，互聯網是最大的變量，也是最大的增量。21世紀以來，信息網絡已成為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堅實基礎，也已成為人類社會跨越發展的強健翅膀。當今時代也是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時代、智能化時代，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5G、區塊鏈為代表的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使數字社會、智慧城市的形成和發展具備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是互聯網應用大國，也是世界重要的數據中心，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物聯網成為普惠性信息基礎設施，信息網絡互聯互通和即時共享深刻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工作方式、學習方式、生活方式，推動人們的工作、學習、生活向智慧互動演變。新技術在給人們的工作、學習、生活帶來深刻變化的同時，也給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如下主要變化和特點：社會扁平化、產業網絡化、組織網格化、需求多樣化、傳媒泛在化、信息透明化、資源社會化。其重要特征和顯著標志就是新時代經濟社會生活的快速數字化和移動支付化。

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在給人類社會帶來福祉的同時，也給人類社會和生態環境造成巨大沖擊，使人類面臨許多風險和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為主動應對新技術革命的風險和挑戰，我國正在大力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數字中國建設，這是以信息化為引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舉措，也是我國搶抓信息化發展歷史機遇，重視信息網絡技術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重要作用的集中體現。數字治理、智慧治理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也已成為新時代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必然選擇。與此同時，各地各部門牢牢把握“楓橋經驗”的科學內涵和基本精神，因地制宜創新發展出城市“楓橋經驗”、山區“楓橋經驗”、海上“楓橋經驗”、海外“楓橋經驗”、網絡“楓橋經驗”，等等，“楓橋經驗”在新時代的實踐樣態也在不斷衍生演變、豐富多彩。因此，推進新時代“楓橋經驗”制度化、體系化，除了要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強化黨的政治建設和基層組織建設，除了要不斷拓展“三治”結合的力度、廣度、深度，健全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還要充分發揮浙江作為互聯網大省、數字經濟強省的優勢，善于借助和運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大力加強和創新數字治理、智慧治理，不斷推動社會治理的數字化、現代化轉型，努力提升社會治理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由此可見，通過數字治理、智慧治理不斷推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創新和發展，努力打造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網絡樣板，使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功能更強大、特色更鮮明、內涵更豐富，這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一個重要目標和主攻方向。

七、弘揚紅船精神和浙江精神，大力培育楓橋特有的“楓橋精神”，不斷增強社會治理文化軟實力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血脈、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社會的根系，是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社會發展的深厚底蘊、精神支柱、不竭動力，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強固基礎、強健力量、強大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決定》明確要求，必須堅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復雜而多變的社會共同體。人是有欲望、有夢想、有價值、有追求、有思想、有智慧的高級動物，人與自然界其他動物的本質區別，也就在于人是有文化的動物，文化是人區別于自然界其他動物的根本標志，但人與自然界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界和平相處、和諧共生。由于人的身份、地位、角色、文化及其所屬的國家、民族、群體、組織等的不同，由人所組成的社會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相同的、一律的、一致的。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是不可能沒有矛盾、糾紛、風險、隱患、問題、沖突的，人類社會是需要道德、法律等內外規范進行約束、控制、管理、治理的。社會治理是個精細活，要講究剛柔并濟、內外兼修、齊心協力、多措并舉，不能粗線條、簡單化、運動式、“一刀切”。有時候，社會治理就要像繡花一樣，以達至精細、精巧、精致的境界。因此，社會治理既需要物質的力量，也需要精神的力量；既需要法律的力量，也需要道德的力量；既需要用力用勁，也需要用心用情；既需要力度廣度，也需要溫度溫暖；既需要文化支撐，也需要人文關懷。現代社會治理除了需要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還需要文化之治、人文之治。從根本上說，最好的社會治理應該是文化治理、人文治理。

“楓橋經驗”之所以誕生和發展在浙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結果，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傳承發展的結果，以紅船精神為代表的中國偉大革命精神孕育滋養的結果，也是浙江精神孕育滋養的結果。紅船精神和浙江精神是中國革命傳統文化和浙江地域文化的提煉和升華，為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推進新時代“楓橋經驗”制度化、體系化，既需要紅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滋養，也有賴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培育。新時代“楓橋經驗”是紅船精神和浙江精神內生性演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始終堅持并大力倡導紅船精神和浙江精神，親自把紅船精神的基本內涵高度概括提煉為“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反復強調要堅持和發展“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要與時俱進地培育和弘揚“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的浙江精神。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后，習近平總書記一如既往地關心關注浙江建設和發展，對浙江先后提出了“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和“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勇立潮頭方顯擔當”的新期望新要求，賦予了浙江精神以新的時代內涵。紅船精神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神支柱，為推動形成新時代“楓橋精神”提供了力量源泉。正是在紅船精神和浙江精神的激勵鼓舞下，“楓橋經驗”在誕生發展過程中培育形成了楓橋特有的“楓橋精神”，這就是“楓橋經驗”所蘊涵的敢為人先、勇立潮頭的創造精神，以民為本、春風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決、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